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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标题: 今天刚写的论文,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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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一览:今天刚写的论文,请指正 (新回复在最前)
    ddvzhang
    发表于: 2003/12/07 07:06pm
    确实有够细致,这学期我们班也要写关于郁达夫的论文,不介意我抄一点你这上面的吧?
    橘子
    发表于: 2003/07/09 09:47pm
    没关系
    欢迎贴上自己的论文
    还加分呢

    傻丫头
    发表于: 2003/07/08 04:39pm
    写的好好哦,虽然好多地方我都是跳读的,呵呵,太长了,不介意吧?
    幸亏我没把我写的论文贴出来,不然真的糗大了~
    橘子
    发表于: 2003/06/19 07:11pm
    谢了谢了
    不要将我的实际情况戳穿好吗?
    sunney
    发表于: 2003/06/18 01:23pm
    很好,很好,不愧是小施的高足
    橘子
    发表于: 2003/06/15 05:03pm
    这是最后的定稿我感觉比第一稿要搞了一个档次
    被评为优秀论文也是我坚定了把课题做下去的信心
    再次感谢斑竹的指正和帮助

                        人文激情的现代命运及心理写照
                                    ——郁达夫小说论
                                     
    内容提要: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将精神病、性作为严肃题材,是自郁达夫开始的。但是郁达夫对上述题材的处理却没有仅仅停留在替青年的苦闷呐喊的层面,而是通过文中隐藏在主人公之后的叙述者从容不迫地表达了对现代生存方式和心理的看法,构成了一种在中国传统小说现代转型中独特而审慎的抒情方式。这种理性的态度到《迷羊》时变成对中国日常生活现代化的深深怀疑。而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在科学时代的集体陨落带给郁达夫的“零余感”,使他在控诉和诅咒或者生命的感怀中对自己进行价值的重估,而他随时代对自己的创作原则所作的功利性的改变也使他彻底陷入了创作的困境。
    关键词:叙述者、现代理性、零余、自我肯定
                             

                                    一
       《沉沦》发表不久,郁达夫迅速被一片道德的谴责痛斥所包围。国内对《沉沦》的评论集中在消极精神的表现和道德上毫无价值的堕落之上,而对其艺术表现所论甚少。在这场针对《沉沦》的论争中,郁达夫对自己作品的辩白是“不曾在日本住过的人,未必能知这书的真价;对于文艺无真挚态度的人,没有批评这书的价值。”这至少说明两点:郁达夫是以严肃的态度来对待“精神病”、“性苦闷”一系列现代题材的开拓,而这篇小说创作之时面临的文学情境不是中国的。
    在中国传统小说题材中,精神病、性,并非一个禁区,将它们作为严肃题材,却是自郁达夫始。首先,既然作者否定了主人公束缚自己感情的一系列心理和行为,实际上就是说追求性、追求精神安定是“人”应有的权力。并且,《沉沦》等作品中的主人公性臆测、忧郁症、狎妓等行为的描写最终归为一种道德上的评定和内心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得以展开的先决就是对人的生存意义的拷问。正如主人公所喊出的:
    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而来的爱情!
    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
    郁达夫对上述现代题材的处理却没有仅仅停留在替青年的苦闷呐喊的层面。其时身居日本的郁达夫与国内文学情境的隔膜,决定了他的抒情方式有异于一、二十年代大部分新文学小说作品。我们先比较《沉沦》和鲁迅的《狂人日记》。这两篇小说无论结构还是主题都有相似之处,都叙述一个浪漫主义英雄飞蛾扑火、四处碰壁的经历,狂人面对伦理道德的压迫,“他”面临了“性的苦闷”。两篇小说都以呐喊结尾,都构成了领挈作家所有作品基本主题意向的总纲。在中国五四时期,被儒家伦理积压了千百年的感情得以合法性的发泄,首当其冲的就是狂人代表的对现行制度和文化不满的革命情绪。在近似于死屋的环境下,狂人的苦闷是一种与社会、文化不可调和的反抗,尽管这种反抗是徒劳的,带有浓烈的悲剧色彩。而《沉沦》主人公的心理机制中有自我的排解,将他的类似苦闷化为了一种感伤。他亲近大自然,当严重的忧郁症侵扰他时,他会在自然中找到和解:
    他看看四边,觉得周围的草木,都在那里对他微笑。看看苍空,觉得悠久无穷的大自然,微微的在那里点头。一动也不动的向天看了一会,他觉得天空中,有一群小天神,背上插着了翅膀,肩上挂着了弓箭,在那里跳舞。他觉得乐极了。便不知不觉开了口,自言自语的说:
       “这里就是你的避难所。世间的一般庸人都在那里妒忌你,轻笑你,愚弄你;只有这大自然,这终古常新的苍空皎日,这晚夏的微风,这初秋的清气,还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慈母,还是你的情人,你也不必再到世上去与那些轻薄的男女共处去,你就在这大自然的怀里,这纯朴的乡间终老了罢。”
       郁达夫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文中多次出现了具有古典美的自然景物的描写,带来的清新之感,无不隐喻着主人公心理上由浊变清归于平静的和谐。郁达夫是用自己擅长的方式节制着情感宣泄的幅度和分寸,冲淡着露骨的性心理的描写。“他”的极度感伤甚至自贱自戕占据了小说的中心,却无法充塞整个小说。郁达夫精巧描绘的自然在小说中起到了中国水墨山水画中“空白”的审美效果。相对于狂人式的在恶劣的沙漠中几乎不能活下去的一种受压迫的痛楚,郁达夫有意为之的舒缓、 纡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告诉我们:感伤本身就是一种与现实和解的感情。
       进一步探讨《沉沦》作者和主人公的关系可以发现,相异于中国传统第三人称叙事模式,也有别于《狂人日记》等五四小说中的呐喊、独白式的第一人称叙事,《沉沦》的叙事视角用了很取巧的做法:主人公是无姓无名的“他”。通过大段的心理宣泄、忏白悔告,我们分明觉得是第一人称,但“他”却时刻提醒着读者文中叙述者和主人公的分离,也就是说,作家时刻保留着对主人公的激情进行冷静分析的权力。故事的叙述者在小说中并非一个积极的或闯入的人物,他压制着所有对人物和行动的主观评价。甚至“叙述者在叙述文本中他不是作者所分配的,而更是作者或多或少有意识地和连贯地创造和运用的一种叙述技巧。”○1这无疑开创了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某些传统。在巴金的鼎力之作《寒夜》中,我们同可以找到大段以“他”、“她”代替主人公汪文宣、曾树生的叙事段落和其后不动声色的冷峻的抒情。相对于觉慧式的呐喊,这种抒情显然深沉蕴藉得多。
     所以,《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表面单纯,却蕴含着喧哗。主人公在背负着巨大的心理与道德重压下,以自戕、自杀的方式来表达自身愤懑和孤独的英雄行为,不断地被隐藏的叙述者所否定和嘲弄。他要么成为唐吉诃德式的“疯子”,即郁达夫所说的“无为的理想主义者的没落”形象,要么就被叙述者在心灵平等对话中将他犹豫、疯狂的原委一一说破。假如这种忧郁、疯狂失去神秘色彩,那它们就根本不值一提。且看《沉沦》中主人公的表现:
    只有他一个人锁了愁眉,舌根好像被千钧的巨石锤住的样子,兀的不作一声。他也很希望他的同学来对他讲些闲话,然而他的同学却都自家管自家的去寻欢乐去,一见了他那一副愁容,没有一个不抱头奔散的,因此他愈加怨他的同学了。
       “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都是我的仇敌,我总有一天来复仇,我总要复他们的仇。
       一到了悲愤的时候,他总这样的想的,然而到了安静之后,他又不得不嘲骂自家说:
       “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对你当然是没有同情的,因为你想得他们的同情,所以你怨他们,这岂不是你自家的错误么?”
      他的同学中的好事者,有时候也有人来向他说笑的,他心里虽然非常感激,想同那一个人谈几句知心的话,然而口中总说不出什么话来;所以有几个解他的意的人,也不得不同他疏远了。
       郁达夫指出了“他”的忧郁正是自己孤冷性格的产物,而非现实压迫造成。而且在主人公的自言自语中我们看到他所谓日本人对支那人的种族歧视完全是多疑的、荒谬的、不可信的。
    另一方面,每当主人公完成一次自我排解时,作家就会制造另一个紧张的局面来揭示主人公的这些赖以存活的心理是多么的苍白、无力。当他说:“赦饶了!赦饶了!你们世人得罪于我的地方,我都饶赦了你们罢,来,你们来,都来同我讲和罢!”的时候,偷情男女猥亵的话语让“他同偷了食的野狗一样,就惊心吊胆的把身子屈倒去听了。”而“ 他的面色,一霎时的变了灰色了。他的眼睛同火也似的红了起来。他的上腭骨同下腭骨呷呷的发起颤来。他再也站不住了。他想跑开去,但是他的两只脚,总不听他的话。他苦闷了一场,听听两人出去了之后,就同落水的猫狗一样,回到楼上房里去,拿出被窝来睡了。”这个浪漫英雄不断地被描绘成病态的人物,让读者确认他的行动的滑稽可笑。尽管主人公的病态被作者肯定为合理的要求,但在郁达夫笔下,现代人的苦闷更像是一种对现代人的讽刺。
    以上我们看出《沉沦》印行后中国读者的反应其实是特殊文学情境下的一种误读。被新文化阵营引以自豪的,被旧道德家所恼怒的,普遍色彩的苦闷心理,主人公和世人决不相容的境地和愈筑愈高的屏障,仅仅是《沉沦》的一个表层,或者说被接受的可能性中之一种。作品中苦闷情绪之外由冷静地剖析和充满人道主义的怜悯合成的一片“余裕”的空间,才体现了《沉沦》的真正价值。郁达夫说:“第一篇《沉沦》是描写着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Hypochondria)的解剖。”○2这句话着重讲解剖而非忧郁病(Hypochondria)。作家的主观色彩不是通过主人公的单纯传声体现,而是通过隐藏在主人公之后的叙述者从容不迫的表达了对主人公行为、心理的看法。相对于五四时期“急急如律令”的抒情和旗手的姿态,这种解剖就是一个颇具个性的现代作家在异乡环境下对中国传统小说的现代转型而作的审慎的尝试。
    而这种对现代生存方式的审慎态度,贯穿了郁达夫一生的创作。甚至这种理性发展为一种怀疑。这些集中体现于他后期的巅峰之作《迷羊》:主人公王介成和戏子谢月英相爱而私逃。但生活总有不如意之处:谢月英无法满足的生理欲求、王介成对漂泊生活的厌倦……最终谢月英不知所踪,王介成大病一场后皈依基督教,经过努力在西洋画坛中小有名气。它来自公子与伶人出奔的传统题材,和郁氏以前类似作品《茫茫夜》、《秋柳》相比,谢月英对爱的自觉远胜于海棠、荷珠、碧桃们的木讷。这使《迷羊》摆脱了“书生拯救风尘女”的模式,更接近西方“爱与爱、善与善”生出的“第三种悲剧”,从而流露出强烈的现代意味。
    于是,《迷羊》这种对传统和现代的双重涵盖让我们可以对小说大胆进行双重的解释:既然王介成最终笃信基督,“决心赤裸裸地把我们所负担不了的危险、恐惧告诉这一个牧人,使他为我们负担了去,我们才能够安身立命。”那么他在此前的传统情趣包括对京戏的痴迷对伶人的追捧,都是无意间被否定的。郁达夫深谙中国传统文化,他知道戏子并不仅仅是谢月英的一种社会身份,还诱发了她的生活的全面角色化:生活是姣好的扮相、热闹的走场、一生中完不了的漂泊。王介成始终对她的这种戏子的身份耿耿于怀:
    a“韩擒虎来了之后,你猜那些妃子们就怎么办啦?”
        “自然是跟韩擒虎了!”
       我听了她这一句话,心口头就好像被钢针刺了一针,噤住了不说下去,
    b…路上也遇见了许多坐包车的高级妓女,我私下看他们,又回头来和月英一比,觉得月英的风格要比他们高出数倍。
    王介成对谢月英和高级妓女下意识的比较和关于爱情忠贞的试探问答说明王介成对这份感情的疑虑和恐惧。郁达夫似乎向我们表明背负了沉重传统观念的王介成谢月英们所演出的“现代情爱”是一幕多么滑稽的喜剧。文本中现代性爱、肉欲描写愈加用力,其后这段情便愈加虚弱。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不同身份的男女的欢爱的大团圆局面(《西厢记》、《牡丹亭》、《虬髯客传》等故事)被作为反封建的标本时,郁达夫在这部小说中以王谢失散、戏团不知所踪、陈先生吐血而亡的结局在另一层面上实现了“反反封建”。从另一角度阅读,在这善与善、爱与爱生出的悲剧中,王谢二人同样深爱着对方,现代的情爱却无法带来安逸,相反,是心中的“永无宁静”。他们的私自奔逃并非传统的“性冒险”,而是追逐自由的“爱的冒险”。这条冒险之路恰恰是一条迷路,让他们疑惑爱的意义,让他们遁于人生的空虚,让他们时时感到危险和恐惧。《迷羊》后叙中“我”(达夫)的交代似乎是为了证明故事的真实性,这篇自相矛盾的后叙却暴露了自己的虚弱。作者为王介成开出的良方是宗教,脱离中国(远赴西洋,连名字也要改成c.c.wang)。但我们看王介成的画作即是《失去的女人》,对谢月英,他始终无法忘却和释怀。宗教的疗效和清教徒的理想值得深深怀疑。而谢月英,为了争取自己的爱的自由的女性,却最终回到原先的环境中。比之子君重新依附封建道德家庭,谢的“回归”更具几分悲凉。郁达夫小说对文体进行潜心研究、对情节巧妙安排、让人物自由发言的作品并不多,却集中在了对现代心理现代苦闷的描写中。郁达夫展示了对现代生活的热烈向往,包括对浮浪声色的追求,却也深深忧虑在中国这一片现代的沙漠中,在一群“解放脚”中间,这种追求的不可实现。在这种创作心理下,郁达夫的理性恰恰给读者呈现了真实一面,而那些充盈的“热情”,很有可能成为一种保留。
                                         二
    郁达夫回国后,感受着“生的苦闷”和“智的苦闷”,感受着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在科学时代的集体陨落。“…数千百年巍巍然位于四民之首的‘士’的地位,因为封建制度的崩溃,完全颠覆了;数千百年来‘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平和生活,因为外国资本主义的侵蚀完全破坏了。诗人、小说家、学生、文人、一塌括子,所谓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现在正走上不安的途上了。…他们最先赶到的便是他们生活的不安,和他们自己社会地位的堕落。”○3境遇的不如意,无疑是零余感的导火索。
    ——啊啊,就是这几块钱,还是昨天从母亲那里寄出来的,我对于母亲有什么用处呢?我对于家庭有什么用处呢?
                                      ——(《零余者》)
    正是境遇的不如意,粉碎了主人公“对家庭尚有用”的幻想。而零余感并不是单纯的失落,更是一种幻灭,是空虚人生中毫无系统思想结成的霹雳的核心:
    “我是一个真正的零余者!”不过是些附属在这霹雳上的枝节而已。
    这就是霹雳的核心,另外的许多思想,
    ——(《零余者》)
    中国自近代以来,科学主义的成就总是由人文主义学者引介,而鲁迅、郁达夫这样实用学科的留学生最终成为人文主义者,这是一个独特的现象。这些人文主义者在拥有一个民族富强梦的同时,一定拥有着科学主义的迷梦,而且梦境中有着难以抹去的人文色彩。当郭沫若等人以高昂、激越甚至粗暴、狂放的感叹喊出对科学主义的无比赞颂时,那种“超人的音调”简直是不可置疑的。然而,科学主义、现代文明所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冷漠,人与自然不息的对抗,和自我启蒙带来的置身沙漠的寂寞、孤独,给这些造梦者带来了双重的压迫、双重的挫伤。他们显然无法置身于中心。不仅是小说形象地塑造,我们看到人文气息浓厚的郁达夫在旧诗、散文各种文体中或在山水游历中舔舐自己的伤口,或在家庭波动中感受生命的仓促。这些在当时的知识界获得了大量同情的眼泪。所以,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虽在个人性情上近于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却实在是莱蒙托夫《当代英雄》里毕巧林式的可以代表一个阶级、阶层气质和情趣的人物。对“零余者”的刻画无异于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唱一曲哀戚的挽歌。
    郁达夫的心态发生了变化。零余并没有带来沉沦,反而是一系列强烈的控诉。正如这种零余不是俄国大地上普遍的阴郁,却是“枝节丛生的霹雳”。在这一时期他为创造社刊物写下的大多数“急就章”的小说中,可以看出这种现实的压迫发生了相当大的效力。这些小说丧失了原先冷静的剖析,主人公和作者颇具现代意味的微妙关系逐渐变为主人公的独白:忏悔或诅咒。感伤的情调变为无休止地对苦闷的暴露。小说中不断有主人公受难的绝望和痛苦抑或无奈的呐喊和质询:
    我一想到了将来失业的时候的苦况,神经激动起来的时候每骂着说:
    “你去死!你死了我方有出头的日子。我辛辛苦苦,是为什么人在这里作牛马的呀。要只有我一个人,我何处不可去,我何苦要在这死地方作苦工呢!只知道在家里坐食的你这行尸,你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生存在这世上的呀?……”
                                          ——(《莺萝行》)
    抬头起来,我便能见得那催人老去的日历,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了,但是我的事业,我的境遇,我的将来,啊啊,吃尽了千辛万苦,自家以为已有些物事被我把握住了,但是放开紧紧捏住的拳头来一看,我手里只有一溜青烟!
                                         ——(《青烟》)
    倘若仅仅是这样简单的宣泄,那么郁达夫会失去在那个时代应战的可能,关键在于他的这些感情抒发的过程,就是他“重估一切价值”,对他的思想进行梳理的过程。这些小说可以作为研究郁达夫思想的很好的材料,因为他在此走上了小说的前台代替了他的抒情主人公,真正以“言为心声”的心态进行小说创作。所以我们很难将这一时期他的小说、散文加以区分。且不谈他在形式、文体上的疏懒,由于感情的抒发大大强于对情节的操持,小说中的真实与虚构,恐怕连他本人都难以辨明。
       郁达夫对自己小说的艺术形式和政治见解的分离有相当的自觉,而外国思潮对他的影响虽然驳杂,却也可以明确地剥离出来。具体地说,“世纪末”更多地施以艺术手段的影响,郁达夫思想中更多的是对卢梭的理解和推崇。郁达夫的时代,哲学上遭受着“理知主义的破产”,而卢梭反对旧的传统哲学对理性的无比崇尚,把道德、审美意识置于人的自然感情之上,这一点与内心纤敏、情感发达的郁达夫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其次,卢梭认为科学、文明、社会、理性使人产生私心和邪念,是道德的对立面,应当加以排斥的观点,也颇激荡了郁达夫的心。人人在情感相通的基础上,自然产生了同类感,看到同类受难,很自然的产生同情心和共鸣,从而由自爱扩大为爱他。每个人都要生活,都要为自己谋幸福,但每个人也因此不假思索地、自然而然地、不计较个人利害地希望他人有幸福,这就是卢梭的道德观;同类感在更高级基础上的回复,就构成了物我为一、人人为一的审美境界,这就是卢梭的审美观。从中不难发现这些与中国古代传统道德观中的性善说,王阳明的“一体之仁”、“根于天命之性”有惊人的相似。这也是郁达夫这种对传统情有独钟、保留着一分名士姿态的知识分子所乐于接受和易于接受的。一方面郁达夫以卢梭的同情心来观察世界,“以己例人,我知道世界上不少悲哀的男女。我的这几篇小说,只想在贫民窟,破庙中去寻那些可怜的读者。”○4“我相信暴露个人的生活,也就是代表着社会中一阶级的生活……”○5这种“以己例人”的思维构成了作品中的基本抒情方式。主人公心智的孤洁、境遇的潦倒,大而化之,就变成对整个人类文明衰败的悲悯。(《还乡记》、《还乡后记》中表现最为突出)另一方面,我们不难理解他可以写出有古代《琵琶行》韵味的作品《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等等。郁达夫将同样的同情心引入自己的心田,浇灌着“江州司马”的自我怜悯和伤怀。这一类作品中还增加了自我忏悔的内容,陈二妹、老三这样并非完美的女子对男主人公的邪恶心理起到拯救的作用。这种自我的否定到了《迟桂花》被发挥至极至。女主人公--莲,在引文中生活在极端痛苦的伦理环境中的旧式女人,在小说中却一跃而成为冰清玉洁的理想女性。这篇小说更像是郁达夫在表达传统士大夫对现实不满时保留一份对封建人性美、人情美的流连。
       但是,郁达夫对人道主义的笃信和痴迷带来的反面效应是人道主义在他那里不再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成了一种建立于感情基础上的自觉意识。这种意识甚至已经左右了他对更广阔的外国思潮的选择和认识,比如郁达夫论唯我主义者施蒂纳时说:“须的尔纳为他自身而爱自由,并且爱着世上的男女都能自由。他没有对于权力的欲望,对于他,民主政体是虚伪的自由,唯我主义才是真正的自由。”○6郁达夫理解类似唯我主义的观点时,显然带上了人道主义的色彩。对于任何一种思想,你可以不断弥补它的裂纹和漏洞,也可以诗人一样张大它的漏洞,让我们看到真实的存在。前者不符合郁达夫的性情;而后者,诗人郁达夫没有做到。这直接导致当面对诘难时,他难以在理论上信服地给予反驳。“郁氏的笔每每偃蹇纸上,站立不起,即遇着感情激动时,读者以为他必有一篇热烈沉痛气充词沛的议论要发了,谁知他只‘呦!呦!’感叹几声便了事,每使读者意兴索然,我想还是气力不充的缘故。”○7对此郁达夫的回击策略是:暴露。此时郁达夫小说中的暴露比“沉沦”时期更多、更大胆、也更情绪化。暴露源于对自身心理合理性的肯定,是以一遍遍不厌其烦的反复来说服读者,或者感染读者,承认它的合理性。例如质夫狎妓时不断告诉读者:
    “我要救世人,必须先从救个人入手。海棠既是短翼差池的赶人不上,我就替他尽些力吧。”
                                        ——(《秋柳》)
    郁达夫甚至不惜在小说中制造极为离奇的情节来证明自己心理(哪怕在旁人看来是阴暗的心理)的合理性,而将其中病态的因素归于现实的压迫,如窥浴、遇到裸体美妇(《空虚》)变态追逐陌生女性(《人妖》)等,即是“赤裸裸地将自己暴露出来,有时还要加上一条‘伪恶者’的面目”。“沉沦”时期郁达夫对此类现象的部分否定在这里被浓墨重彩的宣扬。批评者对他道德的指摘越用力,他的宣扬就越加病态。苏雪林在论郁达夫时说他的小说人物的行为没有心理学上的根据,但郁达夫未必会让他们遵循心理学上的根据。他首先要证明:我是正确的。
       极端的自我肯定使他面临了更大的困境,使他感到了许多幻灭,引起了许多疑心。不仅有家庭的变迁、大小官僚的迫害,中国的时代主题正在激烈地突变着。启蒙、文化救国正在逐渐落伍,文学观念和文学格局面临新的调整。郁达夫感伤的笔调已经变作一种“时代的意义”和“传统的精神”,甚至郁达夫本人已被一部分青年看作“危险人物”。○8他不得不感叹:“我们的时期,的确已经过去了。”郁达夫不仅要面对道德的诘难、生存的艰辛,更要摆脱历史的淘汰——这是总站在历史的风口浪尖,具有根深蒂固的“精神决定历史”的观念、心中怀着改造历史进程梦想的传统人文知识分子最不愿看到的。他们只能对自己的或人格立场或创作原则作不断否定和功利性的挑拣。这种选择,巴金、茅盾等人有更多的自觉,而郁达夫则是完全陷入了被动。郁的政治见解、才能并不亚于茅盾等人,但在文字中将社会、个人巧妙地拼合,由于外界感受力大大弱于内心省察力,他显然逊色很多,要么会在社会的大合唱中不合时宜地出现极个人的音调,如《迷羊》、《迟桂花》等,要么会写出《她是一个弱女子》、《出奔》这样的毫无生趣的社会分析。总之,这时俯瞰大地、洞察社会的急切和驾轻就熟的在自己的园地里采花拾叶的习惯之间的矛盾,让他彻底陷入了写作的困境。郁达夫对社会的分析不可谓不精准,但他如此急切地想通过文字来表现社会革命,来把握时代脉搏,他用精准、清晰的概念出发来进行创作,——尽管思想很正确,但作品却萎顿了。从郁达夫散文创作的发展轨迹看,他的小说完全有可能在这一时期臻于成熟,留下更多的精品,但是他失败了。当他辛辛苦苦终于保持了与新文学主流的一致时,他的原有的浪漫主义的品质却消失殆尽;当他以自己的努力保证了创作上时代的先锋性时,却不再是一位个性化极强的小说家。丁玲、郭沫若、艾芜甚至茅盾以及沉默着的冰心、沈从文、何其芳、巴金……中国现代作家浪漫主义倾向的集体早夭的现象早有预示——郁达夫的经历无疑是一个浓重的缩影。


    ○1鲁博谋 •闫勒查:《捷克文学中的叙述模式》,转引自《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249页
    ○2郁达夫:《〈沉沦〉自序》,《郁达夫小说集》815页
    ○3郑伯奇:《〈寒灰集〉批评》,《郁达夫研究资料》16页。
    ○4郁达夫:《〈莺萝行〉自序》,《郁达夫文论集》68页。
    ○5许雪雪:《郁达夫先生访问记》,载《郁达夫论》,邹啸编,1932年北新书局版。
    ○6郁达夫:《自我狂者须的尔纳》,《郁达夫文论集》51页。
    ○7苏雪林:《郁达夫论》,《郁达夫研究资料》77页。
    ○8见姜德明《鲁迅于郁达夫》一文: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九日,鲁迅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对当时的广州青年一时还看不清楚达夫思想上的矛盾而表示遗憾。他说:“这里的一部分青年将郁达夫看作危险人物,大奇。”


    参考书目: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孔范今主编,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贾植芳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潜流与漩涡: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家的创作心理障碍》,王晓明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郁达夫新论》,许子东著,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郁达夫小说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郁达夫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郁达夫文论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郁达夫研究资料》,陈子善、王自立编,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5年版。
    《回忆郁达夫》,陈子善、王自立编,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xjfff
    发表于: 2003/05/31 04:39pm
    发表原创作品,威望值+1 !
    橘子
    发表于: 2003/05/30 03:53pm
    错别字很多大家能看完就很照顾我了
    xjfff
    发表于: 2003/05/16 04:29am

    另:结尾部分,以文中所指第二部曲似是《蜃楼》
    xjfff
    发表于: 2003/05/16 04:28am
    已过了夜半,终于读完,首先要感谢你可以无私的发表在论坛上与大家共赏!
    时间缘故未能细观,指正不敢,草草说些陋言:
    全文内容丰厚,理论深实,每个章节都可以专门写出一篇论文,我只嫌篇幅有限,未能使你有更深入的论述。每章在独立的论题下又不影响立意的统一,而后半部分的论述尤为启发和新意,但感觉文章收尾略显仓促,若能再深入些就好了。关于人道主义与郁达夫,也盼望你还可以有更多的全面与深入的研究!

    在中国小说题材中,精神病、性,并非一个禁区,将它们作为严肃题材,却是自郁达夫始。————这一句定语,我想收藏入the best of yu (郁达夫之最)的系列文章,你不会反对吧?

    橘子
    发表于: 2003/05/13 11:25pm
    传统影响与现代因素的纠结
    ——郁达夫小说论

    一个时代文学的独立和成熟,有赖于兼容不同艺术标准的作家作品的,而绝非对单一文化、文学价值的趋同。在此意义上,中国的新文学肇始于1921年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相继成立,而处于非主流位置的创造社诸君的历史价值将不单囿于对文研会的补充。郁达夫小说表现最力的莫过于一代青年的苦闷,围绕这一点,讨论如何表现、应该褒扬还是贬低、就文学效果而言坐第几把交椅,都有可能成为新文学功利性价值评判的延续和重证,故无法了解这位“异军”主力作品中更多的内蕴。为郁达夫小说寻求新的解释,以展示他们在传统影响和外来因素纠结中的突围,将是本文的着力点。

    《沉沦》发表不久,与达夫迅速被一片道德的谴责痛斥所包围。国内对《沉沦》的评论集中在消极精神的表现和道德上毫无价值的堕落之上,而对其艺术表现所论甚少。这场争论最终由当时掌握评论界话语权的仲密(周作人)的评论《沉沦》所了结,而周的论文也仅限于对《沉沦》是不是不道德的文学给予了明确答复。在这场针对《沉沦》的论争中,与达夫对自己作品的辩白是“不曾在日本住过的人,未必能知这书的真价;对于文艺无真挚态度的人,没有批评这书的价值。”这至少说明两点,这篇小说创作之时面临的文学情境不是中国的,而郁达夫是以严肃的态度来对待“精神病”、“性苦闷”一系列现代题材的开拓。
    其时身居日本的郁达夫与国内文学情境的隔膜,决定了他的抒情方式有异于一、二十年代大部分新文学小说作品。我们先比较《沉沦》和鲁迅的《狂人日记》。这两篇小说无论结构还是主题都有相似之处,都叙述一个浪漫主义英雄飞蛾扑火、四处碰壁的经历,狂人面对伦理道德的压迫,“他”面临了“性的苦闷”。两篇小说都以呐喊结尾,都构成了领挈作家所有作品基本主题意向的总纲。在中国五四时期,被儒家伦理积压了千百年的感情得以合法性的发泄,首当其冲的就是狂人代表的对现行制度和文化不满的革命情绪。在近似于死屋的环境下,狂人的苦闷是一种与社会、文化不可调和的反抗,尽管这种反抗是徒劳的,带有浓烈的悲剧色彩。而《沉沦》主人公的心理机制中的自我排解,将他的类似苦闷化为了一种感伤。他亲近大自然,当严重的忧郁症侵扰他时,他会在自然中找到和解:
    他看看四边,觉得周围的草木,都在那里对他微笑。看看苍空,觉得悠久无穷的大自然,微微的在那里点头。一动也不动的向天看了一会,他觉得天空中,有一群小天神,背上插着了翅膀,肩上挂着了弓箭,在那里跳舞。他觉得乐极了。便不知不觉开了口,自言自语的说:
    “这里就是你的避难所。世间的一般庸人都在那里妒忌你,轻笑你,愚弄你;只有这大自然,这终古常新的苍空皎日,这晚夏的微风,这初秋的清气,还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慈母,还是你的情人,你也不必再到世上去与那些轻薄的男女共处去,你就在这大自然的怀里,这纯朴的乡间终老了罢。”
    ——(《沉沦》)
    郁达夫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文中多次出现了具有古典美的自然景物的描写,带来的清新之感,无不隐喻着心理上由浊变清归于平静的和谐。郁达夫是用自己擅长的方式节制着情感宣泄的幅度和分寸,冲淡着露骨的性心理的描写。“他”的感伤占据了小说的中心,却无法充塞整个小说。郁达夫精巧描绘的自然在小说中起到了中国水墨山水画中“空白”的审美效果。相对于狂人式的在恶劣的沙漠中几乎不能活下去的一种受压迫的痛处,郁达夫有意为之的舒缓、 纡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告诉我们:感伤本身就是一种是任何现实和解的感情。
    对《沉沦》的评论有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种是说它涵盖了整个时代苦闷青年的心理(郁达夫本人后来也接受了这一种说法)。实际上这是五四时代和类似时期作家、评论家追求文学普遍性的强烈愿望。就如同鲁迅急切地揭示“吃人”的普遍存在一样。《沉沦》在各方面都有浓厚的“个案”色彩。单是主人公,去国离乡,纯粹的忧郁症(不仅日本人,与同胞的关系同样糟糕),精通中外文学……他的个体性远远大于它的普遍性,这篇小说到是和中国传统小说有主题上的相似性:怀乡病、对自然的赞颂、狎妓等等。另一种是将郁达夫本人和主人公队等,以印证“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我们首先认识到这种批评标准的谬误,因为“我们应该把作品的思想和态度归因于剧中人,而假如要完全归因于作者,仅仅参考作者的传记材料即可。”○1郁达夫的真正意思也在于“作家的个性,是无论如何总能在作品里头保留着的”。更进一步地说,无论郁达夫和《沉沦》主人公有何其相似的经历,《沉沦》是一个主观抒情色彩多么强烈的小说,也极少存在作家依托主人公来传声以表达自己情绪的简单抒情方式。这在下文仍将提及。匡正以上两个批评误区的目的在于,这部作品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在两个不同的文学情境下发生了理解上的变异,而郁达夫的泛浪漫主义的自然主义理念,中国知识界所持中国化的充满功利色彩的西方文艺理论通过这部作品展开了错位的对话。
    至于作者和主人公的关系,不妨考察《沉沦》的叙事视角。相异于中国传统第三人称叙事模式,也有别于《狂人日记》等五四小说中的呐喊、独白式的第一人称叙事,《沉沦》用了很取巧的做法:主人公是无姓无名的“他”,通过大段的心理描写、忏白悔告,我们分明觉得是第一人称,但“他”却时刻提醒着读者文中叙述者和主人公的分离,也就是说,作家时刻保留着对主人公的激情进行冷静分析的权力。故事的叙述者在小说中并非一个积极的或闯入的人物,他压制着所有对人物和行动的主观评价。甚至“叙述者在叙述文本中他不是作者所分配的,而更是作者或多或少有意识地和连贯地创造和运用的一种叙述技巧。”○2这无疑开创了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某些传统。在巴金的鼎力之作《寒夜》中,我们同可以找到大段以“他”、“她”作主人公的叙事和其后不动声色的抒情。相对于觉慧式的呐喊,这种抒情显然深沉蕴藉。
    以上我们看出《沉沦》印行后中国读者的反应其实是特殊文学情境下的一种误读。被新文化阵营引以自豪的,被旧道德家所恼怒的,普遍色彩的苦闷心理,主人公和世人决不相容的境地和愈筑愈高的屏障,仅仅是《沉沦》的一个表层,或者说被接受的可能性中之一种。作品中苦闷情绪之外由冷静地剖析和充满人道主义的怜悯合成的一片“余裕”的空间,才体现了《沉沦》的真正价值。郁达夫说:“第一篇《沉沦》是描写着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Hypochondria)的解剖。”○3这句话着重讲解剖而非忧郁病(Hypochondria)。作家的主观色彩不是通过主人公的单纯传声体现,而是通过隐藏在主人公之后的叙述者从容不迫的表达了对主人公行为、心理的看法。相对于五四时期“急急如律令”的抒情和旗手的姿态,这种解剖就是一个颇具个性的现代作家在异乡环境下对中国传统小说的现代转型而作的审慎的尝试。日本的确是郁达夫实现文学梦想的“象牙塔”,对照深深影响他的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他从容地完成了对抒情名著的仿写。
    《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表面单纯,却蕴含着喧哗。主人公在背负着巨大的心理与道德重压下,以自戕、自杀的方式来表达自身愤懑和孤独的英雄行为,不断地被隐藏的叙述者所否定和嘲弄。他要么成为唐吉诃德式的“疯子”,即郁达夫所说的“无为的理想主义者的没落”形象,要么就被叙述者在心灵平等对话中将他犹豫、疯狂的原委一一说破。假如这种忧郁、疯狂市区神秘色彩,那他们就根本不值一提。且看《沉沦》中主人公的表现:
    只有他一个人锁了愁眉,舌根好像被千钧的巨石锤住的样子,兀的不作一声。他也很希望他的同学来对他讲些闲话,然而他的同学却都自家管自家的去寻欢乐去,一见了他那一副愁容,没有一个不抱头奔散的,因此他愈加怨他的同学了。
    “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都是我的仇敌,我总有一天来复仇,我总要复他们的仇。
    一到了悲愤的时候,他总这样的想的,然而到了安静之后,他又不得不嘲骂自家说:
    “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对你当然是没有同情的,因为你想得他们的同情,所以你怨他们,这岂不是你自家的错误么?”
     他的同学中的好事者,有时候也有人来向他说笑的,他心里虽然非常感激,想同那一个人谈几句知心的话,然而口中总说不出什么话来;所以有几个解他的意的人,也不得不同他疏远了。
    ——(《沉沦》)
    郁达夫指出了“他”的忧郁正是自己孤冷性格的产物,而非现实压迫造成。而且在主人公的自言自语中我们看到他所谓日本人对支那人的种族歧视完全是多疑的、荒谬的、不可信的。
    另一方面,每当主人公完成一次自我排解时,作家就会制造另一个紧张的局面来揭示主人公的这些赖以存活的心理是多么的苍白、无力。当他说:“赦饶了!赦饶了!你们世人得罪于我的地方,我都饶赦了你们罢,来,你们来,都来同我讲和罢!”的时候,偷情男女猥亵的话语让“他同偷了食的野狗一样,就惊心吊胆的把身子屈倒去听了。”而“ 他的面色,一霎时的变了灰色了。他的眼睛同火也似的红了起来。他的上腭骨同下腭骨呷呷的发起颤来。他再也站不住了。他想跑开去,但是他的两只脚,总不听他的话。他苦闷了一场,听听两人出去了之后,就同落水的猫狗一样,回到楼上房里去,拿出被窝来睡了。”这个浪漫英雄不断地被描绘成病态的人物,让读者确认他的行动的滑稽可笑。在郁达夫笔下,现代人的苦闷更像是一种对现代人的讽刺,尽管他的病态被郁达夫肯定为合理的要求,比如说,这种病态所揭示的队形的要求、对精神永恒的要求。
    在中国小说题材中,精神病、性,并非一个禁区,将它们作为严肃题材,却是自郁达夫始。首先,既然作者否定了主人公束缚自己感情的一系列心理和行为,实际上就是说追求性、追求精神安定是“人”应有的权力。第二,《沉沦》等作品中的主人公性臆测、忧郁症、狎妓等行为的描写最终归为一种道德上的评定和内心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得以展开的先决就是对人的生存意义的拷问。

    五四作家由于性情、兴趣的不同,对外国思潮的接收也存在差异。郁达夫在日本留学期间,是他不断地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思潮中寻找契合点的过程。周作人也是如此,他在论及现代人的苦闷时说;“生的意志与现实之冲突是这一切苦闷的基本:人不满足于现实,而不肯遁于空虚,仍就在这坚冷的现实之中,寻求其不可得的快乐与幸福。现代人的悲哀与传奇时代的不同者即在于此。”周作人显然把这一个现代性命题的论证建立在出世/遁世这一传统范畴的基点上。郁达夫本人的不少论著也着意强调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文学观点之间的相互依托、相互印证。而与之相反的事,鲁迅在日本恰恰经历了不断感到中国传统与现代化进程格格不入的情感煎熬。他毫不留情的恶皆是传统文化对中国士农工商各阶层在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阻碍和戕害。由此鲁迅选择了“批判和重估”作为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而这一标准或曰策略为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所接受。
    回国后的郁达夫无疑是失望和惶惑的,而国内对他这位“异域”作家也没有给予应有的尊重和吸纳。除了以上所举得围绕《沉沦》的道德论战,散文《立秋之夜》中穿洋服的和穿长衫的互问:“你上哪里去?”小说《血泪》中所问“足下是什么主义?”都是郁达夫感到的强烈痛恨和忧虑。而最切身的是他的失业,“手中无钱,心头多狠”,“于是作小说卖文章的自觉意识,方才有点抬起头来了。”○4最后,与达夫参加的创造社成立伊始,就与人生派发生了龃龉。虽然创造社“为艺术而艺术”“不过是不满于‘粗制滥造’而发出的一种高调,他们排斥模仿,鄙视不努力,要求对于艺术的严肃态度,不料旁人却给他们戴上‘艺术派’的帽子了。”○5但是一社人不断受到非难却是真实,“为回国以前,他们是悲哀怀念,既回国之后,他们又变成悲愤激越。”○6
    郁达夫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在这一时期他为创造社刊物写下的大多数“急就章”的小说中,可以看出这种现实的压迫发生了相当大的效力。这些小说丧失了原先冷静的剖析,主人公和作者颇具现代意味的微妙关系逐渐变为主人公的独白:忏悔或诅咒。感伤的情调变为无休止地对苦闷的暴露。小说中不断有主人公受难的绝望和痛苦抑或无奈的呐喊和质询:
    我一想到了将来失业的时候的苦况,神经激动起来的时候每骂着说:
    “你去死!你死了我方有出头的日子。我辛辛苦苦,是为什么人在这里作牛马的呀。要只有我一个人,我何处不可去,我何苦要在这死地方作苦工呢!只知道在家里坐食的你这行尸,你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生存在这世上的呀?……”
    ——(《莺萝行》)
    抬头起来,我便能见得那催人老去的日历,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了,但是我的事业,我的境遇,我的将来,啊啊,吃尽了千辛万苦,自家以为已有些物事被我把握住了,但是放开紧紧捏住的拳头来一看,我手里只有一溜青烟!
    ——(《青烟》)
    倘若仅仅是这样简单的宣泄,那么郁达夫会失去在那个时代应战的可能,关键在于他的这些感情抒发的过程,就是他“重估一切价值”,对他的思想进行梳理的过程。这些小说可以作为研究郁达夫思想的很好的材料,因为他在此走上了小说的前台代替了他的抒情主人公而在以“言为心声”的心态进行小说创作。所以我们很难将这一时期他的小说、散文加以区分。且不谈他在形式、文体上的疏懒,由于感情的抒发大大强于对情节的操持,小说中的真实与虚构,恐怕连他本人都难以辨明。
    郁达夫思想本质上是人道主义的,这种人道主义的情怀来自对卢梭的理解和推崇。郁达夫的时代,哲学上遭受着“理知主义的破产”,而卢梭反对旧的传统哲学对理性的无比冲上,把道德、审美意识置于人的自然感情之上,这一点与内心纤敏、情感发达的郁达夫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其次,卢梭认为科学、文明、社会、理性使人产生私心和邪念,是道德的对立面,应当加以排斥的观点,也颇激荡了郁达夫的心。人人在情感相通的基础上,自然产生了同类感,看到同类受难,很自然的产生同情心和共鸣,从而由自爱扩大为爱他。每个人都要生活,都要为自己谋幸福,但每个人也因此不假思索地、自然而然地、不计较个人利害地希望他人有幸福,这就是卢梭的道德观;同类感在更高级基础上的回复,就构成了物我为一、人人为一的审美境界,这就是卢梭的审美观。从中不难发现这些于中国古代传统道德观中的性善说,王阳明的“一体之仁”、“根于天命之性”有惊人的相似。这也是郁达夫这种对传统情有独钟、保留着一分名士姿态的知识分子所乐于接受和易于接受的。一方面郁达夫一路所的同情心来观察世界,“以己例人,我知道世界上不少悲哀的男女。我的这几篇小说,只想在贫民窟,破庙中去寻那些可怜的读者。”○7“我相信暴露个人的生活,也就是代表着社会中以阶级的生活……”○8这种以己例人的思维构成了作品中的基本抒情方式。主人公心智的孤洁、境遇的潦倒,大而化之,就变成对整个人类文明衰败的悲悯。(《还乡记》、《还乡后记》中表现最为突出)另一方面,我们不难理解他可以写出有古代《琵琶行》韵味的作品《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等等。郁达夫将同样的同情心引入自己的心田,浇灌着自我怜悯和伤怀。陈二妹、车夫们的遭遇不仅是某一阶级的窘境,更主要的是凸现“江洲司马”的同情和二者之间强烈的和鸣。但是,与达夫对此的镀锌和痴迷带来的后果是人道主义在他那里不再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成了一种建立于感情基础上的自觉意识。这种意识甚至已经左右了他对更广阔的外国思潮的选择和认识,比如郁达夫论唯我主义者施蒂纳时说:“须的尔纳为他自身而爱自由,并且爱着世上的男女都能自由。他没有对于权力的欲望,对于他,民主政体是虚伪的自由,唯我主义才是真正的自由。”○9郁达夫理解类似唯我主义的观点时,显然带上了人道主义的色彩。
    对于任何一种思想,你可以不断弥补它的裂纹和漏洞,也可以诗人一样张大它的漏洞,让我们看到真实的存在。前者不符合郁达夫的性情;而后者,诗人郁达夫没有做到。这直接导致当面对诘难时,他难以在理论上信服地给予反驳。“郁氏的笔每每偃蹇纸上,站立不起,即遇着感情激动时,读者以为他必有一篇热烈沉痛气充词沛的议论要发了,谁知他指“呦!呦!”感叹几声便了事,没使读者意兴索然,我想还是气力不充的缘故。“○10对此郁达夫的回击策略是:暴露。此时郁达夫小说中的暴露比“沉沦”时期更多、更大胆、也更情绪化。暴露源于对自身心理合理性的肯定,是以一遍遍不厌其烦的反复来说服读者,或者感染读者,承认它的合理性。例如质夫狎妓时不断告诉读者:
    “我要救世人,必须先从救个人入手。海棠既是短翼差池的赶人不上,我就替他尽些力吧。”
    ——(《秋柳》)
    郁达夫甚至不惜在小说中制造极为离奇的情节来证明自己心理(哪怕在旁人看来是阴暗的心理)的合理性,而将其中病态的因素归于现实的压迫,如窥浴、遇到裸体美妇(《空虚》)变态追逐陌生女性(《人妖》)等,即是“赤裸裸地将自己暴露出来,有时还要加上一条‘伪恶者’的面目”。“沉沦”时期郁达夫对此类现象的部分否定在这里被浓墨重彩的宣扬。批评者对他道德的指摘越用力,它的宣扬就越加病态。苏雪林在论郁达夫时说他的小说人物的行为没有心理学上的根据,但与达夫未必会让他们遵循心理学上的根据。他首先要证明:我是正确的。
    郁达夫抒情主人公的变迁除了另一方面就是零余心态的塑造。零余者很大意义上是对俄国文学多余人形象的中国化解释。事实上,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也是几多变迁:奥涅金是启蒙主义和贵族气质融合而造就的悲剧人物,而莱蒙托夫对毕巧林的深深爱护,使《当代英雄》脱离了单纯的对贵族青年的讽刺,而成为俄国贵族的一首挽歌。屠格涅夫则强调罗亭等人物身上个人幸福和道德义务上的尖锐冲突。
    郁达夫回国后,感受着“生的苦闷”和“智的苦闷”,感受着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在科学时代的集体陨落。“…数千百年巍巍然位于四民之首的“士”的地位,因为封建制度的崩溃,完全颠覆了;数千百年来“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平和生活,因为外国资本主义的侵蚀完全破坏了。诗人、小说家、学生、文人、一塌括子,所谓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现在正走上不安的途上了。…他们最先赶到的便是他们生活的不安,和他们自己社会地位的堕落。“○11境遇的不如意,无疑是零余感的导火索。
    ——啊啊,就是这几块钱,还是昨天从母亲那里寄出来的,我对于母亲有什么用处呢?我对于家庭有什么用处呢?
    ——(《零余者》)
    正是境遇的不如意,粉碎了主人公“对家庭尚有用”的幻想。而零余感并不是单纯的失落,更是一种幻灭,是空虚人生中毫无系统思想结成的霹雳的核心:
    “我是一个真正的零余者!”
    这就是霹雳的核心,另外的许多思想,不过是些附属在这霹雳上的枝节而已。
    ——(《零余者》)
    中国自近代以来,科学主义的成就总是由人文主义学者引介,而鲁迅、郁达夫这样实用学科的留学生最终成为人文主义者,这是一个独特的现象。这些人文主义者在拥有一个民族富强梦的同时,一定拥有者科学主义的迷梦,而且梦境中有着难以抹去的人文色彩。科学主义、现代文明所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冷漠,人与自然不息的对抗,和自我启蒙带来的置身沙漠的寂寞、孤独,给这些遭蒙着带来了双重的压迫、双重的挫伤。他们显然无法置身于中心。“如自作农、机器师、土木工程师之类,下而至于编藤椅、敲石子的小工,也觉得比咬文嚼字、只说空话而无实际的写文作家,更可尊敬。”○12
    所以,与达夫笔下的“零余者”虽在个人性情上近于罗亭,却实在是毕巧林式的可以代表一个阶级、阶层的人物。对“零余者”的刻画无异于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唱一曲哀戚的挽歌。
    至此我们看到郁达夫小说风格的转变。在《沉沦》中我们看重作家对传统小说作兼具现代意味的改造,在《春风沉醉的晚上》、《莺萝行》中尧姆于是的往往是对外来思潮的传统化理解。郁达夫小说的抒情主人公在经过“沉沦”时期的酝酿,在这时也完全将性格展现出来了,给作家带来鹊起声誉的同时,也在读者阅读文本时起到了先入为主的作用。阅读过程更多地被对读者先在视野中的主人公的品评过程所代替。这在郁达夫此后的创作中逐渐成为一种小说写作上面临的极大负担或曰困境,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一九二七年,郁达夫写出了他后期的巅峰之作《迷羊》,主人公王介成和戏子谢月英相爱而私逃。但生活总有不如意之处:谢月英无法满足的生理欲求、王介成对漂泊生活的厌倦……最终谢月英不知所踪,王介成大病一场后皈依基督教,经过努力在西洋画坛中小有名气。这里依然是公子与伶人出奔的传统题材,却有别于郁氏以前的类似作品《茫茫夜》、《秋柳》等。在其中不觉流露的现代意识,让着一个善与善、爱与爱生出的现代悲剧充满了别样的光泽。
    于是,《迷羊》这种对传统和现代的双重涵盖让我们可以对小说大胆进行双重的解释:.既然王介成最终笃信基督,“决心赤裸裸地把我们所负担不了的危险、恐惧告诉这一个牧人,使他为我们负担了去,我们才能够安身立命。”那么他在此前的传统情趣包括对京戏的痴迷对伶人的追捧,都是被否定的。郁达夫深谙中国传统文化,他知道戏子并不仅仅是谢月英的一种社会身份,还诱发了她的生活的全面角色化:生活是姣好的扮相、热闹的走场、一生中完不了的漂泊。王介成始终无法忘怀她的这种戏子的身份:
    a“韩擒虎来了之后,你猜那些妃子们就怎么办啦?”
    “自然是跟韩擒虎了!”
    我听了她这一句话,心口头就好像被钢针刺了一针,噤住了不说下去,
    ——(《迷羊》)
    b…路上也遇见了许多坐包车的高级妓女,我私下看他们,又回头来和月英一比,觉得月英的风格要比他们高出数倍。
    ——(《迷羊》)
    王介成对谢月英和高级妓女下意识的比较和关于爱情忠贞的试探问答说明王介成对这份感情的疑虑和恐惧。郁达夫似乎像我们表明背负了沉重传统观念的王介成谢月英们所演出的“现代情爱”是一幕多么滑稽的喜剧。文本中大量的现代性爱、肉欲描写无不昭示着其后这段情的虚弱。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不同身份的男女的欢爱的大团圆局面(《西厢记》、《牡丹亭》、《虬髯客传》等故事)被作为反封建的标本时,郁达夫在这部小说中以王谢失散、戏团不知所踪、陈先生吐血而亡的结局在另一层面上实现了“反反封建”。从另一角度阅读,这是善与善、爱与爱生出的悲剧。王谢二人同样深爱着对方,现代的情爱却无法带来安逸,相反,是心中的“永无宁静”。他们的私自奔逃并非传统的“性冒险”,而是追逐自由的“爱的冒险”。这条冒险之路恰恰是一条迷路,让他们疑惑爱的意义,让他们遁于人生的空虚,让他们时时感到危险和恐惧。《迷羊》后叙中“我”(达夫)的交代似乎是为了证明故事的真实性,这篇自相矛盾的后叙却暴露了自己的虚假。作者为王介成开出的良方是宗教,脱离中国(远赴西洋,连名字也要改成c.c.wang)。但我们看王介成的画作即是《失去的女人》,对谢月英,他始终无法忘却和释怀。宗教的疗效和清教徒的理想值得深深怀疑。《迷羊》中呈现现代意识的耀目光彩,与其说是郁达夫向现代题材的主动掘进,倒不如说是在他擅长的传统题材中潜意识为之的。是通过对小说文体自身特点潜心研究、通过大量出现的情节的巧妙安排、通过让人物自由发言的“民主集中制”创作方式实现的。我们在他的《过去》、《微雪的早晨》、《清冷的午后》的垫场表演中,看到了他的作为小说家的这种智慧。
    然而考察《迷羊》的现实创作背景,会发现更多传统心态和现代意识在作家身上的体现。
    一九二五年,是郁达夫不言不语、不做东西的一年。在这一年中,感到了许多幻灭,引起了许多疑心。中国的时代主题正在激烈地突变者,起孟、文化救国正在逐渐落伍,文学观念和文学格局面临新的调整。郁达夫感伤的笔调已经变作一种“时代的意义”和“传统的精神”,甚至郁达夫本人已被一部分青年看作“危险人物”。○13 他不得不感叹:“我们的时期,的确已经过去了。”郁达夫并非没有振作,他对政治一向兴趣浓厚。《灯蛾埋葬之夜》中,当他看到美丽肥硕的扑灯蛾的尸身时,竟没有在起伤感的清泪,而是一反常态的奋起:
    一面听着雨声,一面我自语似的对她说:
    “霞!明天是该凉快了,我想到上海去看病去。”
    ——(《灯蛾埋葬之夜》)
    传统人文知识分子总是站在历史的风口浪尖,心中怀着改造历史进程的梦想。根深蒂固的“精神决定历史”的论调让新文学作家无法避历史之祸害,甚至不惜对自己的人格立场、创作原则作功利性的挑拣。曾华鹏、范伯群《郁达夫论》中有一段话:“在创作初期,他主张‘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但经过他的刻苦的创作实践,他修改了自己对文学的主张。他在《文学漫谈》中说:‘我们要用文学作宣传,唤醒我们本国的群众。’”这里“刻苦的创作实践”根本是摆脱被历史选汰的努力。
    奋起给他带来了更多的失望。这一时期的所见所闻尤其是广州之行,是他对社会革命不乏忧虑疑惑,革命策源地的鬼魅伎俩,是他逐渐信服了“民族劣根性”的存在。广州之行的直接后果,是郁达夫脱离了日趋激进的创造社,转而同鲁迅等人携手。显然,鲁迅给了他思想上的指引,却无法迁就二人文学主张的歧异。重新唤起他的创作欲的实际上是“一种怀旧之情,落魄之感”(尽管郁达夫本人有时并不承认这一点)。《迷羊》也由此而生。
    《迷羊》的写作动机堪称宏大:“…要用这三部曲来象征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青年的三个时代,第一部是《迷羊》,代表The age of innocence(天真的时代),第二部曲是《春潮》,代表The age of skepticism(怀疑的时代),第三部曲使《春潮》,代表The age of revolution(革命的时代)。”○14实际效果是《迷羊》、《蜃楼》却有青年的影子却无以代表过去、现在,而《春潮》简直不能写就。郁达夫一向反对政治进入文学,所以政治科出身的他很长一段时间内小说中并没有主题先行的弊病。这时俯瞰大地、洞察社会的急切和驾轻就熟的在自己的园地里采花拾叶的习惯之间的矛盾,然他彻底陷入了写作的困境。郁达夫对社会的分析不可谓不精准,但他如此急切地想通过文字来表现社会革命,来把握时代脉搏,他用精准、清晰的概念出发来进行创作,——尽管思想很正确,但作品却萎顿了。《它是一个弱女子》、《出奔》都是如此。从郁达夫散文创作的发展轨迹看,他的小说完全有可能在这一时期臻于成熟,留下更多的精品,但是它失败了。当他辛辛苦苦终于保持了与新文学主流的一致时,他的原有的浪漫主义的品质却消失殆尽;当他以自己的努力保证了创作上时代的先锋性时,却不再是一位个性化极强的小说家。丁玲、郭沫若、艾芜甚至茅盾以及沉默着的冰心、沈从文、何其芳、巴金……集体早夭的中国浪漫主义作家中,郁达夫的经历无疑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1威廉 W K 威敏斯特:《言词的偶象:诗歌意义的研究》,转引自《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247页
    ○2鲁博谋 闫勒查:《捷克文学中的叙述模式》,转引自《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249页
    ○3郁达夫:《〈沉沦〉自序》,《郁达夫小说集》815页
    ○4郁达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郁达夫小说集》826页。
    ○5○6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 小说三集 导言》
    ○7郁达夫:《〈莺萝行〉自序》,《郁达夫文论集》68页。
    ○8许雪雪:《郁达夫先生访问记》,载《郁达夫论》,邹啸编,1932年北新书局版。
    ○9郁达夫:,《自我狂者须的尔纳》,《郁达夫文论集》51页。
    ○10苏雪林:《郁达夫论》,《郁达夫研究资料》77页。
    ○11郑伯奇:《〈寒灰集〉批评》,《郁达夫研究资料》16页。
    ○12郁达夫:《卖弄文笔并不是职业》
    ○13见姜德明《鲁迅于郁达夫》一文: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九日,鲁迅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对当时的广州青年一时还看不清楚达夫思想上的矛盾而表示遗憾。他说:“这里的一部分青年将郁达夫看作危险人物,大奇。”
    ○14钱杏邨:《〈达夫代表作〉后序》,《郁达夫研究资料》44页。


    参考书目:
    ,○1《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贾植芳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2 《潜流与漩涡:;;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家的创作心理障碍》,王晓明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3《中国新文艺大系》,赵家璧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乙种)。
    ○4《郁达夫新论》,许子东著,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5《郁达夫小说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6《郁达夫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7《郁达夫文论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8《郁达夫研究资料》,陈子善、王自立编,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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